2018年12月12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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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法院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和产权保护案件七大典型案例(2017年)

发布单位: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发布时间:2018-08-17   浏览量:12827

典型案例一

 

“王老吉”与“加多宝”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一审案号:2013)鄂武汉中知初字第02061

二审案号:2016)鄂民终106

案由:不正当竞争纠纷

【裁判要点】

商品经营者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即为广告。

经营者对商品作片面的宣传或者对比,引人误解的进行商品宣传,足以造成相关公众误解的,构成虚假宣传。经营者超出正常商业宣传允许的范畴,大量使用具有诋毁色彩的词语对竞争对手进行评价,构成商业诋毁。

广告发布者帮助经营者争取交易机会,或者帮助经营者破坏其他经营者的竞争优势,在性质上属于帮助他人实施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应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

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虚假宣传、商业诋毁行为均涉及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对于商业信誉受损,权利人可请求判令不正当竞争者承担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无需赔礼道歉。

【案情简介】

原告广东加多宝饮料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多宝公司)2013624日诉至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称:201368日,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以下简称湖北日报)在其下属《楚天都市报》上刊登了广州医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药集团)的整版广告《解密王老吉之争  外资企业加多宝老板行贿潜逃是根源》。加多宝公司认为,湖北日报、广药集团发布的该广告内容涉及多方面、多种形式的广告违法行为与不正当竞争行为,包括借助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广州市国资委、公证处进行非法荐证性广告、并以新闻报道形式发布,虚构历史事实或对客观事实表述不当,对加多宝公司进行商业诋毁等。广药集团虚构和扭曲事实,误导公众、诋毁加多宝公司商誉,严重侵害了加多宝公司合法权益。请求法院判令:一、湖北日报、广药集团停止针对加多宝公司的虚假广告和商业诋毁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二、湖北日报、广药集团在《楚天都市报》做出更正性广告,以消除影响,并赔礼道歉;三、广药集团销毁与本案误导广告及不正当竞争行为相关的宣传资料和广告载体;四、广药集团赔偿加多宝公司商誉损失1000万元(人民币,下同);五、本案诉讼费用由湖北日报、广药集团承担。

广药集团辩称:1、尽管加多宝公司的企业名称中含有“加多宝”文字,但不代表其对争议广告中提及的“加多宝”享有合法权益,加多宝公司不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应驳回其起诉;2、诉争广告的刊载是广药集团正当权益受到损害后采取的救济措施,不存在违法行为,且内容基本上都是事实。虚假宣传和商业诋毁的判断都是针对商品,涉案报道没有对商品作出宣传;3、加多宝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其商誉受到何种损失,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请求驳回对广药集团的诉讼请求。

湖北日报辩称:湖北日报与加多宝公司处于不同行业,不存在竞争关系;湖北日报及所属《楚天都市报》发布广告是受武汉楚汉之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汉之翼公司)的委托,且尽到了形式上合理的审查义务;广告是否存有虚假成分,应由广告主作出解释;作为广告发布商,湖北日报不应承担不正当竞争的法律责任。请求驳回对湖北日报的诉讼请求。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了《楚天都市报》刊载争议广告的事实,以及与争议广告相关的诸多背景事实。

一审法院认为,本案中,争议广告提及“加多宝”时虽采用笼统称谓,未明确针对哪家加多宝企业,但从争议广告内容判断,其中诸多情节可以确定争议广告所针对的对象包括加多宝公司在内。且争议广告中的内容与加多宝公司的企业声誉及产品信誉具有密切关联,加多宝公司为本案适格的原告,有权提起本案诉讼。争议广告中关于王老吉品牌传承和王老吉凉茶配方归属的描述,与客观事实不符,构成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虚假宣传行为。争议广告中关于陈鸿道行贿潜逃的事实及评述、对加多宝营销模式的评述、对加多宝广告宣传的评述等内容,构成商业诋毁。湖北日报在刊发争议广告时未能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和审查义务,其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帮助他人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受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的规定,判决:一、湖北日报、广药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楚天都市报》上刊登更正声明,消除《解密王老吉之争》广告对加多宝公司的不良影响并赔礼道歉(声明内容需经一审法院审核同意);二、广药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加多宝公司经济损失20万元;三、驳回加多宝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加多宝公司负担24540元,广药集团负担57260元。

一审宣判后,广药集团、湖北日报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1、涉案文章虽然没有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但文章中的内容既不同程度地介绍和比较了广药集团生产的王老吉品牌凉茶和加多宝公司生产的加多宝品牌凉茶商品,也间接起到了向公众宣传王老吉品牌凉茶的作用。并且,涉案文章刊登在《楚天都市报》A07版,版面右上角载明“广告”,相关公众也不会认为其系新闻报道。湖北日报主张涉案文章为报道、广药集团主张涉案文章为澄清声明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2、广药集团在涉案广告中称其为王老吉唯一传承实体、拥有王老吉独家正宗凉茶秘方,与客观事实不符。广药集团以国家机关、公证处的名义进行不实宣传,增加了消费者产生误解的可能性,广药集团的行为构成虚假宣传。3、涉案广告将陈鸿道行贿潜逃的事实与“王老吉之争”联系起来,并定性为根本原因,具有损害包括加多宝公司在内的加多宝企业商誉的故意,构成商业诋毁。并且,广药集团在涉案广告中连续使用“暴力营销”、“舆论暴力”、“绑架民意”、“黑公关”、“一诈、二诈、三诈”等明显具有贬义色彩或讽刺意味的措辞描述加多宝企业,会使相关公众对包括加多宝公司在内的加多宝企业产生负面印象,也构成商业诋毁。广药集团大量使用具有诋毁色彩的词语对竞争对手进行评价,超出了正常的商业宣传所允许的范畴,广药集团主张系其民事权利自力救济的必要手段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4、湖北日报在刊发争议广告时未能尽到合理审慎的注意和审查义务,并且通过发布争议广告,客观上帮助广药集团提升了企业形象,争取了交易机会,同时破坏了加多宝公司的企业形象和竞争优势,其行为在性质上属于帮助他人实施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应受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湖北日报认为广告发布者不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主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5、关于消除影响与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规定的虚假宣传、商业诋毁行为均涉及的是经营者的商业信誉,对于商业信誉受损,权利人可请求判令不正当竞争者承担消除影响的民事责任,从而恢复其商业信誉,而无需赔礼道歉。一审法院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法人名誉权的相关规定,判决广药集团和湖北日报承担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适用法律部分有误,导致实体处理不当,二审法院依法予以纠正。

【裁判结果】

二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第二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十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判决:一、维持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知初字第02061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广药集团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加多宝公司经济损失20万元;二、撤销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鄂武汉中知初字第02061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三、广药集团、湖北日报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楚天都市报》上刊登声明,消除《解密王老吉之争》广告对加多宝公司的不良影响(声明内容须经二审法院审查);四、驳回加多宝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81800元,由广药集团和湖北日报负担49080元,加多宝公司负担3272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4300元,由广药集团和湖北日报负担3440元,加多宝公司负担860元。

典型意义

1、本案系“加多宝与王老吉之争”加多宝公司胜诉的第一起案件,案件影响较大,判决体现了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平等产权保护,社会效果好。“加多宝与王老吉之争”主要始于2011年,王老吉商标的持有人,即本案被告广药集团,欲收回已许可加多宝公司使用长达十七年之久、品牌价值被评估高达1080亿元的“王老吉”商标。加多宝公司不甘心多年的经营付之东流,随即开展了一系列的以迁移消费者为目的不正当竞争活动,例如虚假宣传“王老吉改名为加多宝”、“十罐凉茶七罐加多宝”等。广药集团针锋相对地采取了营销措施并在全国范围内提起一系列诉讼。截至本案一审判决,据不完全统计,加多宝公司已迎来“19连败”,双方的竞争达到白热化。而本案的事实却是广药集团刊登的文章涉嫌对加多宝公司构成虚假宣传和商业诋毁,本案系双方之争以来加多宝公司胜诉的第一起案件。二审判决体现了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平等产权保护,宣判后各大互联网和纸质传媒争相报道,案件影响较大。

2、案件所涉背景事实复杂,审理难度较大。本案中广药集团借助广州市政务服务中心新闻中心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在《楚天都市报》刊登五千余字的涉案文章,并以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国资委等部门的名义进行宣传。文章内容涉及王老吉商标及相关无形资产的归属、鸿道集团陈鸿道涉嫌行贿犯罪案件进展、广药集团指控加多宝公司存在暴力行销行为、广药集团分析的加多宝与广药集团之间系列诉讼的原因及有关法律争议等,几乎涵盖了加多宝与王老吉十七年恩怨的方方面面,加多宝公司在本案中也主张文章中“包括但不限于”近四十处内容构成虚假宣传和商业诋毁。这近四十处的内容有无相应的事实出处,是否超出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行政部门的表述范围,广州王老吉与香港王老吉之间的关系等,与争议文章相关的背景事实纷繁复杂,并且与诸多已生效的“加多宝与王老吉之争”判决在证据的采信、事实的认定等方面相纠葛,本案判决需要一一查明,案件审理难度较大。

3、案件法律适用难点较多。在法律适用上,本案也存在较多难点。涉案文章是定性为“广告”,还是“澄清声明”、“报道”?社会公众能接受的有一定夸大成分的“广告”与“虚假宣传”的界限在哪里?在判定广药集团是否构成商业诋毁时,应否考虑双方数十年间的恩恩怨怨,以及加多宝公司先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还有,湖北日报作为广告发布者,与广药集团、加多宝公司均无直接竞争关系,其发布广告的行为应否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认定广告发布者未尽审慎的注意义务发布广告,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帮助侵权,会否造成帮助侵权的滥用?以及对于虚假宣传、商业诋毁行为造成的商业信誉受损,一审法院判决赔礼道歉是否妥当?二审判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第二款、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入手,准确理解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经营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以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的立法要旨,明确了广告发布者的行为也应受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至于应否赔礼道歉,二审判决认为,对于商业信誉受损,人民法院可判令不正当竞争者消除影响以恢复经营者的商业信誉,无需赔礼道歉。一审判决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关于法人名誉权的规定,属适用法律不当。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徐翠(承办人)、童海超、毛向荣

    【专家点评】

该案系加多宝在与王老吉系列对决中连续输掉19场官司后的首次胜诉,必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承办法官如何能够抛开成见,如何避免先入为主,必须以事实为依据。该案所涉事实繁杂,法律问题众多,审理难度较大。《楚天都市报》刊登的五千余字的文章究竟属于“广告”还是“报道”,社会公众能够接受的有一定夸大成分的“广告”与“虚假宣传”的界限在哪里?在判定广药集团是否构成商业诋毁时还需考虑双方数十年的恩怨。湖北日报作为广告发布者,其审查义务如何分配?违反审查义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毕竟湖北日报与广药集团、加多宝公司并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其应承担何种性质的责任?承办法官对于案涉事实都一一予以查证,所列争议焦点全面准确,论证说理条分缕析,逻辑清晰,法律适用不偏不倚,令人信服,是一份堪称完美的判决书。(武汉大学张素华教授)

 

 

 

 

 

典型案例二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诉富特塑胶科技有限公司等借款合同纠纷案

 

案号:2016)鄂0114民初第561

案由:借款合同纠纷

【裁判要点】

保理业务系无名合同。我国银行保理业务中往往约定了债务人向商业银行转让对第三方的债权而取得银行融资,同时银行又将此笔融资定义为借款,按金融借款合同要求债务人还本付息。保理合同所涉及的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基础合同关系、债权人与保理商之间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关系、保理商与债权人之间的融资关系虽相互联系,但又相对独立性。在商业银行对次债务人撤诉的前提下,本案应按借款合同审理。

【基本案情】

201454,被告武汉富特塑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特公司,乙方)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蔡甸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蔡甸支行,甲方)签订了《国内保理业务合同》(合同编号32020013-2014(EFR)002号),附有应收账款转让清单,合同约定:鉴于乙方作为供货方以其与购货方之间形成的应收账款向甲方申请办理有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签订本合同(有追索权保理业务:指乙方将其因向购货方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或其他原因所产生的应收账款转让给甲方,由甲方为乙方提供应收账款融资及相关的国内保理服务,若购货方在约定期限内不能足额偿付应收账款,甲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向乙方追索未偿付融资款);本合同项下融资用途为购买PP化工材料;乙方将对美的集团武汉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的公司)的应收账款债权及相关权利转让给甲方,甲方审查确认后,按照本合同项下每笔应收账款发票对应的保理融资金额之和,给予乙方总额为人民币1,300万元的保理融资;融资利率以基准利率加浮动幅度确定,其中基准利率为提款日按照本合同项下保理融资期限对应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为上浮50%,融资利率在整个融资期限内不调整;发放融资后,按日计息(日利率=年利率/360),按月结息,融资到期利随本清,结息日前乙方须将应付利息存入保理账户,由甲方从该账户中直接扣收,本合同项下融资到期日,未结利息随本金一并付清;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应收账款债权转移至甲方,甲方享有与该应收账款有关的所有权利;若发生乙方应回购而未予回购的事宜,甲方有权行使抵押权和追索权;保理融资本息未足额收回前,乙方未按本合同约定向甲方偿还融资及相关费用的,甲方有权直接从保理账户中回收融资本金,收取保理业务手续费、融资利息、逾期罚息及有关费用;融资到期日,若甲方收到的贷款不足以支付融资本金、融资利息、逾期罚息及有关费用,甲方有权自行决定是否对购货方进行追索,甲方向购货方行使追索权的,不影响乙方的回购义务,但如果甲方已从购货方处获得部分或全部货款,乙方的回购金额亦随之降低,如产生保理余款,甲方应及时将保理余款支付给乙方;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支付保理融资利息、逾期罚息及有关费用并按本合同约定履行回购义务,承担甲方为实现本合同项下债权而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等;乙方对有追索权保理业务项下融资承担最终偿还责任,无论何种原因致使乙方不能及时、足额收回应收账款,均不影响甲方对乙方行使并实现追索权;乙方未履行合同义务或违背其在本合同项下所作的陈述或保证构成乙方违约;对有追索权保理业务,乙方未按期偿还本合同项下融资本金及利息的(含被宣布提前到期),甲方有权自逾期之日起在原融资利率基础上加收30%的利率计收罚息,并对未按期支付的利息按本条约定的罚息利率计收复利;甲方可以将本合同项下权利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

2013614,被告王先新(乙方)、被告邓爱学(乙方)分别与工行蔡甸支行(甲方)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为32020013-2013年蔡甸(保)字035号和32020013-2013年蔡甸(保)字036号),约定:乙方自愿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工行蔡甸支行对被告富特公司享有的自2013614日至2016613日期间在最高余额人民币8,000万元内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限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但实现债权的费用不包括在前述最高余额内;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主债权到期债务人未予清偿的,乙方自接到甲方通知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无条件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甲方主债权存在物的担保的,不论该物的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先承担保证责任,乙方承诺不因此而提出抗辩,甲方放弃、变更或丧失其他担保权益的,乙方的保证责任仍持续有效,不因此而无效或减免;甲方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的,无需经乙方同意,乙方继续履行其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责任。

2014521被告王先新(乙方)与工行蔡甸支行(甲方)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为32020013-2014年蔡甸()0013号),约定:乙方自愿以其所有的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天一小区甲栋友谊大厦704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江2014003209,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江国用(商(2014)04729号)为甲方提供抵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工行蔡甸支行对被告富特公司享有的自2014421日至2016421日期间在最高余额人民币1,300万元内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限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乙方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但实现债权的费用不包括在前述最高余额内;本合同签订后十日内甲乙双方应到有关抵押登记机关办理抵押登记手续;甲方主债权到期,甲方有权实现抵押权,甲方实现抵押权时,可通过与乙方协商,将抵押物拍卖、变卖后以所得价款优先受偿,或将抵押物折价以抵偿债务人所欠债务,甲乙双方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一致的,甲方可直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甲方将主债权和最高额抵押权转让的,无需经乙方同意,乙方仍继续按照本合同的约定履行担保责任;乙方承担甲方为实现本该合同项下抵押权而产生的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变卖费等;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承诺不将抵押物再设立任何形式的抵押、质押,也不将抵押物出租、转让、馈赠给任何第三人,并保护抵押物不受任何侵害;甲方主债权存在其他担保的,不论该担保是由债务人提供还是由第三人提供,甲方有权自行决定实现担保的顺序,乙方承诺不因此而提出抗辩,甲方放弃、变更或丧失主合同项下其他担保权益的,乙方的担保责任仍持续有效,不因此而无效或减免。合同签订后,该房屋办理了《房屋他项权证》(武房他证江字第2014001607号)和《土地他项权证》(江他项(2014)195号),权利人为工行蔡甸支行。同日,被告张雯(乙方)与工行蔡甸支行(甲方)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为32020013-2014年蔡甸()0012号),约定:乙方自愿以其所有的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天一小区甲栋友谊大厦705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江2014003208,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江国用(2014)04298号)为甲方提供抵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工行蔡甸支行对被告富特公司享有的自2014421日至2016421日期间在最高余额人民币5,000万元内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限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其他条款与前述合同内容一致。合同签订后,该房屋办理了《房屋他项权证》(武房他证江字第2014001596号)和《土地他项权证》(江他项(2014)196号),权利人为工行蔡甸支行。同日,被告王先明(乙方)与工行蔡甸支行(甲方)签订了《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为32020013-2014年蔡甸()0011号),约定:乙方自愿以其所有的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3号添地公寓A801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江2014003207,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江国用(2002)字第51729号)为甲方提供抵押担保,所担保的主债权为工行蔡甸支行对被告富特公司享有的自2014421日至2016421日期间在最高余额人民币1,300万元内的债权,不论该债权在上述期限届满时是否已经到期;其他条款与前述合同内容一致。合同签订后,该房屋办理了《房屋他项权证》(武房他证江字第2014001610号)和《土地他项权证》(江他项(2014)197号),权利人为工行蔡甸支行。

2014526,工行蔡甸支行向被告富特公司支付贷款人民币1,300万元,贷款到期日期为2014128日,利率确定日期为2014521日,年利率7.8%。同年722日,被告富特公司向工行蔡甸支行偿还人民币357万元,未还本金人民币943万元。

20141226,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乙方)与工行蔡甸支行(甲方)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和《转让债权清单》,约定:本协议项下甲方转让给乙方的债权为债务人富特公司所欠甲方的在本协议附件中列明的不良贷款本金及相关利息;截至20141027日(转让基准日),本协议项下的债权账面价值为本金人民币943万元及利息人民币157,000.32元。协议签订后,原告和工行蔡甸支行在2015131日《湖北日报》发出《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要求被告富特公司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原告信达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融资到期后,原告信达公司未能收回合同所附应收账款亦未要求被告富特公司履行回购义务。

【裁判结果】

 法院生效判决书认为:保理业务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债权人将其应收账款转让给商业银行,由商业银行向其提供应收账款催收、应收账款管理、坏账担保、保理融资业务中至少一项的,即为保理业务。保理合同涉及保理商(即商业银行)与债权人、保理商与债务人之间不同的法律关系,即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基础合同关系、债权人与保理商之间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关系、保理商与债权人之间的融资关系,上述法律关系具有相对独立性。被告富特公司与工行蔡甸支行签订的《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以被告富特公司向工行蔡甸支行转让对美的公司享有的债权进行融资,若美的公司在约定期限内不能足额偿付应收账款,工行蔡甸支行对被告富特公司享有追索权,但同时也约定了被告富特公司应按合同约定支付保理融资利息、逾期罚息及有关费用并按合同约定履行回购义务,且被告富特公司对有追索权保理业务项下融资承担最终偿还责任;从合同文本理解,工行蔡甸支行既可选择美的公司偿付应收账款又可要求被告富特公司履行还款义务;原告撤回了对美的公司的起诉,在本案中仅要求被告富特公司偿还保理融资以及相应的利息、逾期罚息以及相关费用;则从被告富特公司向工行蔡甸支行借款,到期后原告要求返还借款并支付相应利息的行为特征考量,工行蔡甸支行与被告富特公司在《国内保理业务合同》中融资关系应认定为借款合同关系。原、被告双方均对借款关系不持异议,借款关系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被告王先新、张雯、王先明与工行蔡甸支行签订的《最高额抵押合同》、被告王先新、邓爱学与工行蔡甸支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及原告信达公司与工行蔡甸支行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工行蔡甸支行按照《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的约定为富特公司提供融资,借款到期后,工行蔡甸支行有权要求富特公司归还融资。20141226日,工行蔡甸支行将债权转让给原告信达公司,且两公司在报纸上发布联合公告,符合合同约定和法律规定,债权转让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现原告要求被告富特公司归还融资并支付利息,即借款本金人民币943万元,利息人民币157,000.32元(截至20141027日),本院予以支持。因《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借款到期日为2014128日,借款年利率为7.8%,在借款到期日被告富特公司还需向原告支付20141028日至128日期间的借款利息人民币85,813元(即9,430,000元×7.8%÷360天×42天)。原告信达公司要求被告富特公司支付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本院予以支持。因《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逾期利率在融资利率上加收30%确定,逾期月利率应为8.45‰(即7.8%÷12×130%)。故被告富特公司应按照月利率8.45‰的标准以本息人民币9,672,813.32元(即9,430,000元+157,000.32元+85,813元)为基数向原告支付逾期利息,其中2014129日至20151031日期间的逾期利息为人民币890,914.47元(即9,672,813.32元×8.45‰÷30天× 327天)。原告主张的从20151027日至128日期间的逾期利息,因该期间属于合同内,不存在逾期,本院不予支持。

被告王先新、张雯、王先明分别以其所有的房屋为被告富特公司的前述债务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1]12号)第九条规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有抵押担保的债权后,可以依法取得对债权的抵押权,原抵押权登记继续有效,且《最高额抵押合同》和《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约定工行蔡甸支行可以将主债权转让给第三人,无需经过被告同意,被告应继续履行其在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原告在主债权诉讼时效期间起诉请求履行抵押权,本院予以支持,故原告对抵押财产享有优先受偿权。

被告王先新、邓爱学分别为被告富特公司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被担保的债权既有物的担保又有人的担保的,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担保物权的情形,债权人应当按照约定实现债权;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债务人自己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应当先就该物的担保实现债权;第三人提供物的担保的,债权人可以就物的担保实现债权,也可以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提供担保的第三人承担担保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的规定,富特公司不履行到期债务,原告有权要求被告王先新、邓爱学分别对被告富特公司的前述债务在最高余额人民币8,00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且《最高额保证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合同约定主债权存在物的担保的,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先承担保证责任,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本院予以支持。被告王先新、邓爱学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富特公司追偿。

原告要求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产生的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但因原告未提出明确的请求和证据,本院对此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二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第五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一百九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管理、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缺席判决如下:

一、被告武汉富特塑胶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偿还贷款本金人民币943万元,并支付利息人民币242,813.32元以及2014129日至20151031日期间的逾期利息人民币890,914.47元;

二、被告武汉富特塑胶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以人民币9,672,813.32元为基数按照月利率8.45‰支付从2015111日起至付清之日止的逾期利息;

三、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对本判决第一、二项之义务对抵押物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天一小区甲栋友谊大厦704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江2014003209,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江国用(2014)04729号)在最高余额人民币1,300万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四、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对本判决第一、二项之义务对抵押物位于武汉市江汉区天一小区甲栋20单元7705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江2014003208,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江国用(2014)04298号)在最高余额人民币5,000万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五、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对本判决第一、二项之义务对抵押物位于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3号添地公寓A801号房屋(房屋所有权证号为江2014003207,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江国用(2002)字第51729号)在最高余额人民币1,300万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六、被告王先新对本判决第一、二项之义务在最高余额人民币8,0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七、被告邓爱学对本判决第一、二项之义务在最高余额人民币8,0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八、驳回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5,539元,由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负担人民币357元,被告武汉富特塑胶科技有限公司、王先新、张雯、邓爱学、王先明负担人民币85,182元。

【典型意义】

本案系保理合同纠纷,涉案保理合同约定了富特公司将对美的公司的应收债权转让给工行蔡甸支行进行融资,银行可以选择对应收账款行使权利,亦可以向富特公司要求偿还上述融资借款。目前我国的银行保险业务往往并非学理上纯粹意义的银行保理业务,往往与借款合同杂糅,合同具有保理合同的特征同时也可以按借款合同进行追偿。银行选择按借款合同追偿时,能不能定性为借款合同,按借款合同审理是本案的焦点问题。蔡甸区法院认为,银行保理业务是以债权人转让其应收账款为前提,集应收账款催收、管理、坏账担保及融资于一体的综合性金融服务。债权人将其应收账款转让给商业银行,由商业银行向其提供应收账款催收、应收账款管理、坏账担保、保理融资业务中至少一项的,即为保理业务。保理合同涉及保理商(即商业银行)与债权人、保理商与债务人之间不同的法律关系,即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基础合同关系、债权人与保理商之间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关系、保理商与债权人之间的融资关系,上述法律关系具有相对独立性;故工行蔡甸支行与富特公司之间的融资关系在保理合同中具有相对独立性,在工行蔡甸支行明确选择要求追究富特公司的还款责任时,可以按借款合同进行处理。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余靖  袁俊  黄义洲

【专家点评】

本案名义上系保理合同纠纷,保理合同系无名合同,目前银行所办理的保理业务也非纯粹的遵循保理合同的典型模式,往往与借款合同相杂揉。审理该类案件的难点就在于如何确定合同的性质,在不能清偿时,作为保理商的银行究竟是应该对应收账款的债务人主张权利,还是向融资人提出还款请求。本案中,原告选择按照借款合同进行追偿,这就需要承办法官对合同法律关系进行区分识别。承办法官严格按照合同法律关系的相对性原理,从尊重合同文本及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出发,综合考量原被告的行为特征,认定原被告之间的融资关系应属借款合同关系,充分体现了意思自治的精神,符合民商法的特质。本案所涉法律关系识别准确,案涉事实查证清楚,诉请支持与否理由充分,责任分配与数额计算清晰明了。(武汉大学张素华教授)

 

 

 

 

 

 

 

 

 

 

 

 

 

 

 

 

 

 

典型案例三

 

武汉某生物公司诉徐某、王某保管合同纠纷案

 

案号:一审案号(2015)鄂武东开民二初字第01051

      二审案号 (2016)鄂01民终8254

 

案由:保管合同纠纷

【裁判要点】

干细胞制备保存需要以新型技术为依托,但其合同主要目的仍为对脐带干细胞的保管。寄存人有权提前提取保管物并终止保管合同,但需依据合同约定支付保管人的相应技术成本和保管费用。

【基本案情】

一审原告(反诉被告)徐某、王某诉称,20141215日,徐某、王某与武汉某生物公司签订胎盘脐带干细胞储存协议书,约定徐某、王某将其子女的胎盘脐带干细胞交付武汉某生物公司,由武汉某生物公司对胎盘脐带干细胞进行接收、检测、制备及其他储存必需的相关处理;武汉某生物公司将检测合格的胎盘脐带干细胞以液氮冻存的方式储存在武汉某生物公司所在的干细胞库中。徐某、王某支付费用包括胎盘脐带干细胞的采集、运输、制备、各项检测、储存费及其他约定的费用。徐某、王某支付了2000元保证金后,武汉某生物公司拿走了脐带干细胞。其后,经徐某、王某了解,武汉某生物公司并不具备采集、制备、储存干细胞业务的资质,其没有经审批成立的血站,武汉某生物公司及武汉某生物公司委托的金华市人民医院均没有血站执业证,该公司储存的脐带血造血干细胞无法适用于临床,且武汉某生物公司不具有干细胞临床研究的相关资质。因此,武汉某生物公司不具备签订胎盘脐带干细胞存储协议的肢体资格,不应当收取相关费用。经多次协商无果,徐某、王某遂诉至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徐某、王某与武汉某生物公司之间签订的胎盘脐带干细胞储存协议书无效;2、武汉某生物公司返还徐某、王某在武汉某生物公司储存的胎盘脐带干细胞和已经缴纳的保证金2000元,并赔偿徐某、王某精神损失费500000元、交通费2000元、律师费12000元等各项损失共计516000元;3、诉讼费由武汉某生物公司承担。诉讼中,经本院释明,徐某、王某以武汉某生物公司不具备脐带血采集、存储资质,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由,变更其第一项诉讼请求为:解除徐某、王某与武汉某生物公司之间签订的胎盘脐带干细胞储存协议书。

武汉某生物公司辩称,1、本案是徐某、王某违约。双方协议约定徐某、王某需向武汉某生物公司支付费用包括干细胞采集、运输、制备、各项检测、储存费及其他约定的费用,后徐某、王某仅支付2000元保证金,其行为严重违约;2、徐某、王某的诉请没有法律依据,应当予以驳回。本案合同没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合同有效且在继续履行。即使合同被确认为无效,武汉某生物公司也只应返还给徐某、王某2000元。精神损害赔偿一般发生在侵权赔偿法律关系中,且徐某、王某请求的500000元精神损失费有违常理。徐某、王某的律师交通费应该由其自行承担;3、针对徐某、王某的违约行为,武汉某生物公司已经提起反诉。请求驳回徐某、王某的诉讼请求。

武汉某生物公司反诉称,20141215日,武汉某生物公司与徐某、王某签订胎盘脐带干细胞储存协议,约定徐某、王某同意将其子女的胎盘脐带干细胞交付武汉某生物公司,由武汉某生物公司对胎盘脐带干细胞进行接受、检测、制备及其他储存必需的相关处理。武汉某生物公司将检测合格的徐某、王某子女的胎盘脐带干细胞以液氮冻存的方式储存在武汉某生物公司所在的干细胞库中。徐某、王某支付费用包括干细胞采集、运输、制备、各项检测、储存费及其他约定的费用,后徐某、王某仅支付了2000元保证金。经武汉某生物公司多次要求徐某、王某履行合同无果,特提起反诉,法院请求判令:1、确认徐某、王某违约并承担违约金3560元(17800*20%);2、徐某、王某继续履行胎盘脐带干细胞储存协议并交费15800元;3、徐某、王某赔偿律师代理费8000元及差旅费1000元;4、徐某、王某承担本诉及反诉费。

徐某、王某口头辩称,1、武汉某生物公司不具备资质,也不具备主体资格,实际上武汉某生物公司是非法采血、供血,违反了脐带血、干细胞临床研究管理办法的规范性文件,本案合同属于无效合同,不存在继续履行的问题。2、武汉某生物公司属于无证经营,血站的经营是特殊许可,脐带血的储存须经过国家批准。3、武汉某生物公司委托的金华市人民医院无血站执业证,武汉某生物公司采集的脐带血干细胞无法适用于临床,一旦发生需要治疗的血液型疾病,是无法使用所采集、保存脐带血干细胞的,从而无法达到合同目的。4、武汉某生物公司未取得执业证,不可能提供适用于临床的脐带血干细胞,却向徐某、王某收取费用,是违法的,武汉某生物公司提出继续履行合同是不存在可能性的,对于武汉某生物公司的犯罪活动,请求法庭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武汉某生物公司成立于201010月,其经营范围为干细胞保存技术研发、仪器设备研发与销售、新药研究与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20141215日,武汉某生物公司相关工作人员在金华市人民医院向徐某、王某介绍胎儿的脐带血干细胞可以予以保存,在将来子女可能发生血液疾病时利用干细胞进行自体治疗。同日,徐某、王某与武汉某生物公司签订胎盘脐带干细胞储存协议,协议内容为胎盘脐带干细胞储存与制备是指从胎盘、脐带、脐带血中分离制备出干细胞,并深低温保管;胎盘脐带干细胞储存是一种新型的医学服务,可以为储存者提供胎盘脐带干慈悲的检测、储存及制备服务,并为储存者未来可能患有的某些疾病的治疗提供帮助,徐某、王某愿意为其子女储存胎盘干细胞,并为此支付相关处理、检测、制备及储存费用;徐某、王某所支付费用包括胎盘脐带干细胞的采集、运输、制备、各项检测、储存费及其他约定的费用,选择的储存种类为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储存项目为单项,制备检测费为8200元,储存年限为20年,储存总费用为17800元;徐某、王某应提前足额交付相应费用,如果在武汉某生物公司接收胎盘期待干细胞之前未足额支付应缴费用,武汉某生物公司有权拒绝接收胎盘脐带干细胞并终止协议,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徐某、王某同意将其子女的胎盘干细胞交付武汉某生物公司,由武汉某生物公司对胎盘脐带干细胞进行接收、检测、制备及其他储存必须的相关处理;武汉某生物公司将检测合格的徐某、王某子女的胎盘脐带血干细胞以液态氮冻存方式储存在武汉某生物公司的干细胞库中;如徐某、王某子女或其直系亲属需使用所存脐带血造血干细胞治疗血液系统或相关重大疾病,可享有陆道培名下医院的优先治疗权;徐某、王某交付冻存保管的胎盘脐带干细胞在武汉某生物公司库内保存期间,因徐某、王某原因无故取消冻存,则武汉某生物公司只退还徐某、王某预缴的未实际储存年份的储存费,因武汉某生物公司原因无故导致不能冻存,则武汉某生物公司按徐某、王某已实际支付费用的2倍向徐某、王某予以返还。同日,徐某签订胎盘脐带采集及储存知情同意书及确认单,载明徐某、王某委托金华市人民医院作为胎盘脐带干细胞采集者代为采集胎盘脐带及脐带血,并同意将胎盘脐带及脐带血交付武汉某生物公司,由其对脐带干细胞进行保管与制备技术服务。徐某、王某于同日向武汉某生物公司支付款项2000元。其后,在徐某分娩时,金华市人民医院采集了胎儿的脐带血。武汉某生物公司对脐带血进行了相关检测、制备工作,通知了徐某、王某检测合格,并将制备后的脐带血干细胞储存于该公司。其后,徐某、王某未向武汉某生物公司支付下余储存费用。

另查明, 20151130日,武汉某生物公司与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签订委托代理合同,约定武汉某生物公司因徐某、王某确认合同效力及反诉违约纠纷,聘请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服务,该所委派李继忠律师担任武汉某生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代理一审、二审法律程序。2015121日,武汉某生物公司向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支付律师代理费8000元,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律师开具了发票。                                                                                                                                                                                                                                                                                                                                                                                                                                                                                                                                                                                                                                                                                                                                                                                                                                                                                                                                                                                                                                                                                                                                                                                                                                                                                                                                                                                                                                                                                                                                                                                                                                                                                                                                                                                                                                                                                                                                                                                                                                                                                                                                                                                                                                                                                                                                                                                                                                                                                                                                                                                                                                                                                           

在审理过程中,经徐某、王某申请,法院就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储存及应用等相关专业问题对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进行了走访并制作了走访笔录。湖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血液中心答复,脐带血干细胞公共库是国家投资建设的干细胞库,全国只有七家,目前湖北省没有公共库。湖北省现有两家民营库,其中一家是武汉某生物公司。武汉某生物公司是经过科技厅审批,在原省卫生厅备案的用于科研、非盈利目的高科技企业。该公司在技术上具有对脐带血进行存储的能力,且干细胞的保存需要在特定条件下进行,但武汉某生物公司属于科研机构,不得以营利为目的进行收费,武汉某生物公司收取存储费用应当是不被允许的。医院是可以采血的,至于采血之后如何管理、应用,也有相应规范。脐带血干细胞在技术上是可以应用于临床的,但我国还在推广中,目前相关法律法规并不健全。双方当事人对该走访笔录均不持异议。

二审审理过程中,武汉某生物公司提交了《关于徐某王某干细胞入库时间的说明》,载明徐某、王某委托金华市人民医院采集的胎儿脐带血,经其检测、制备后,于2015112日储存在武汉某生物公司。徐某、王某经质证,对该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有异议。综合双方当事人的诉请及本案查明的事实,法院对武汉某生物公司《关于徐某王某干细胞入库时间的说明》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裁判结果】

一审法院判决:一、解除徐某、王某与武汉某生物公司于20141215日签订的胎盘脐带干细胞储存协议书;二、武汉某生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某、王某返还储存于该公司的徐某、王某子女的胎盘脐带干细胞;三、武汉某生物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某、王某返还款项2000元;四、驳回徐某、王某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武汉某生物公司反诉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一审案件受理费8960元,由徐某、王某负担8064元,武汉某生物公司负担896元;反诉费255元,由武汉某生物公司负担。

宣判后,道培公司不服上述判决,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46日作出(2016)鄂01民终8254号民事判决:一、维持(2015)鄂武东开民二初字第01051号民事判决第一、二项,即:“一、解除徐某、王某与武汉某生物公司于20141215日签订的胎盘脐带干细胞储存协议书;二、武汉某生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某、王某返还储存于该公司的徐某、王某子女的胎盘脐带干细胞”。二、撤销(2015)鄂武东开民二初字第01051号民事判决第三、四、五项,即:“三、武汉某生物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徐某、王某返还款项2000元;四、驳回徐某、王某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武汉某生物公司反诉请求。”三、徐某、王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武汉某生物公司支付制备检测费6200元、以每年480元的标准向武汉某生物公司支付自2015112日至武汉某生物公司返还胎盘脐带干细胞之日止的储存费用。四、驳回徐某、王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五、驳回武汉某生物公司的其他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典型意义】

本案中双方就协议系保管合同还是技术服务合同有较大争议,根据双方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本质属性看,双方签订协议的目的系利用新兴技术手段对脐带干细胞进行保管,其本质目的是储存保管,双方的诉请也是针对于储存保管的相关事项,因此本案案由为保管合同纠纷,主要焦点在于双方的保管合同能否提前终止及费用承担

在本案中的保管物系从胎盘、脐带、脐带血中分离制备出的干细胞,虽然以并非从脐带血中采集分离出的原物,但鉴于该保管物的人身属性,寄存人取消保管并要求返还的请求不违反合同约定。但鉴于保管人为保管该干细胞需付出一定的技术成本与保管成本,寄存人也应当支付相应的费用。

一、关于本案案由及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首先,关于案由是保管合同还是技术服务合同的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中“民事案件案由应当依据当事人主张的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的内容,双方签订的协议虽然以武汉某生物公司的新型技术为依托,但其主要目的是储存脐带干细胞,双方当事人的诉请也是针对脐带干细胞储存的相关事项,故法院将本案案由定为保管合同纠纷正确。其次,关于双方签订的协议是否有效的问题。因胎盘脐带干细胞储存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武汉某生物公司亦具有合法的干细胞制备、储存等业务经营范围,该协议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故双方签订的协议真实、合法有效。

二、关于双方签订的储存协议是否应当继续履行、武汉某生物公司是否应向徐某、王某返还胎盘脐带干细胞的问题。双方在协议中约定,徐某、王某在保存脐带干细胞期间因无故取消冻存,则武汉某生物公司只退还徐某、王某预缴的未实际储存年份的储存费。根据该约定内容,双方约定的二十年保管期限对徐某、王某并未构成强制性约束,徐某、王某可以随时取消冻存,故本案保管物--胎盘脐带干细胞虽然已经不是原物,但鉴于该保管物的人身属性,徐某、王某取消冻存并要求武汉某生物公司予以返还,并未违反合同约定。武汉某生物公司主张徐某和王某应当继续履行协议、保管物无法返还的理由不能成立。

三、关于徐某、王某是否应向武汉某生物公司支付储存胎盘脐带干细胞的相关费用、律师代理费及差旅费的问题。武汉某生物公司并不等同于国家设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采集、提供临床用血的公益性卫生机构,干细胞保存技术研发等属于其经营范围之内,其用于储存干细胞的干细胞库亦为技术研发的民营库,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由徐某、王某支付储存干细胞相关的制备检测费、储存费等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徐某、王某委托金华市人民医院采集脐带血后,武汉某生物公司也予以了接收并将该脐带血进行了检测、制备与储存,其付出了一定的技术成本与保管成本,徐某、王某欲取回保管物,应按约定支付相应的费用。从双方在协议中约定的制备检测费8200元、储存年限20年、总储存费用17800元的内容看,武汉某生物公司在收取徐某、王某的制备检测费8200元后,收取徐某、王某的储存费为每年480元,因徐某、王某已向武汉某生物公司支付了2000元,该款项用以冲抵部分制备检测费后,徐某、王某还应向武汉某生物公司支付制备检测费6200元,同时,徐某、王某还应以每年480元的标准向武汉某生物公司支付自2015112日至胎盘脐带干细胞返还之日止的储存费用。武汉某生物公司要求徐某、王某支付胎盘脐带干细胞返还之后的储存费用、律师代理费和差旅费均无事实与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武汉某生物公司虽然在一审调查中陈述如果不能继续履行合同时,愿意向徐某、王某退还2000元,且不再坚持由其二人支付合同约定的下余费用15800元,但此系在假设情况下的陈述,并不是武汉某生物公司对其反诉请求的明确放弃,且一审法院也对武汉某生物公司的反诉请求进行了审理并作出了判决,故一审法院判决武汉某生物公司向徐某、王某返还已经收取的2000元且无权再要求徐某、王某继续支付下余费用错误,二审法院进行了纠正。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陈蔚红(承办人)、吴建铭、赵 

【专家点评】

本案所涉及的是一起利用新兴技术对脐带干细胞进行保管所产生的争议。主要焦点是双方的保管合同能否提前终止及费用承担问题。一审法院做出判决后,被告(反诉方)不服提起上诉,二审经过审理查明事实后,在原判结论的基础上做出了适当调整,维持了原判主要内容,撤销了部分内容。从文书制作看,本文书是一篇较为优秀的民事法律文书。第一,该文书制作格式规范,事项齐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的要求。第二,该文书在表述上注重详略适当。民事二审裁判,在裁判对象方面受到当事人上诉范围的限制。因此,在制作时首先必须对原判内容加以叙述,包括裁判理由和结果。这极有可能造成文书内容的重复。本文书在叙述事实方面除重点叙述原判认定事实及当事人上诉、答辩内容外,对新认定的事实和理由进行了重点分析,对原判证据等内容采取了略叙的方式。有效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第三,该二审判决书的论理十分注重针对性。二审法院围绕原判及当事人上诉请求进行了审理。二审针对本案案由及协议的效力、协议是否应当继续履行、一方当事人是否应该向对方支付相关费用等问题展开了较充分论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卓朝君教授)

 

 

 

 

 

 

 

 

 

 

 

 

 

 

 

 

 

 

典型案例四

 

邓丰成、程先荣等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案

 

案号一审案号(2015)鄂江岸知刑初字第00006

      二审案号(2016)鄂01刑终147

案由: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裁判要点】

1、未经许可,将与他人核准注册、合法使用的相同或者相近的商标标识用于制售同类产品的外包装上并将该产品对外销售的,制售行为人可能构成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犯罪,应分别以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进行追诉。2、未经许可,将他人注册商标或与他人注册商标相近似的商标标识用于网店进行促销宣传,构成涉诉商标的使用行为,网店注册人、控制人应依法承担销售假冒注册商标商品罪。3、网络电商平台上的网店网络交易行为可以区分为线上下单和线下交割两个环节。公安机关在追诉网店假冒销售侵犯商标商品的刑事责任时,可以从网络电商平台后台提取的涉诉交易数据作为指证犯罪的证据。在认定犯罪数额时,公安机关从网商平台获取的涉诉交易订单和交易支付记录等数据可以作为确定网店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商品行为的销售数额的依据,但该部分网络数据中应该合理地排除非真实交易数据。

基本案情】

周黑鸭食品有限公司系第7936086号、第6716524号、第6313764号、第7932619号系列“周黑鸭”注册商标所有人,前述商标核定使用商品类别为《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第29类,核定商品使用范围包括腌肉、死家禽、板鸭等,均在注册有效期内。被告人邓丰成、程先荣未经“周黑鸭”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被告人裴松杨明知其销售的涉案“周黑鸭”商品属于假冒“周黑鸭”注册商标的商品而予以销售。被告人邓丰成、程先荣系夫妻关系。自2012年下半年起,被告人邓丰成开始利用自己掌握的熟食品卤制技术,雇人卤制鸭脖、鸭锁骨等13种食品并予销售。具体销售方式包括网络销售和网络外常规交易。网络销售,即通过以被告人程先荣名义注册的“周黑鸭网络直营店”和以被告人邓丰成名义注册的“武汉周黑鸭网络量贩店”两个淘宝网店铺,以“周黑鸭”商标作为网络宣传,经由快递公司将自制的熟食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常规交易,即直接向购买人提供卤制好的食品,本案被告人裴松杨即为主要购买人。期间,被告人邓丰成主要负责食品原料、调料、包装的采购和送货、收款等工作,被告人程先荣主要参与销售。

被告人裴松杨在知晓被告人邓丰成、程先荣假冒“周黑鸭”卤制产品后,自20136月起,自被告人邓丰成、程先荣处购进卤制食品,通过登记在其名下的“汇臣美商贸”、“湖北特产周黑鸭店”两个淘宝店铺,以“周黑鸭”商标作为网络宣传并销售涉案“周黑鸭”产品。

201443,公安机关将被告人程先荣、裴松杨抓获,并在位于本市江岸区汉黄路岱家山临22楼现场查获了被告人邓丰成、程先荣封装的假冒“周黑鸭”注册商标系列食品一批,同时查获了食品卤制用山梨酸钾、水溶辣椒精、牛骨髓浸膏等辅料若干,抽真空机、封口机、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等作案工具若干以及假冒“周黑鸭”注册商标包材19000个,现场还查获了网络销售手写记账本5本、网络外常规交易送货单26本及部分网络销售快递单若干。公安机关另在本市江岸区百步亭小区景兰苑3013单元204室查获了被告人裴松杨销售的假冒“周黑鸭”注册商标系列食品一批和日期喷码器等作案工具若干。案发后,被告人邓丰成接公安机关的通知于201449日向公安机关主动投案,供述了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与被告人邓丰成、被告人程先荣及其辩护人的辩解,原审结合在案证据,综合考虑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认定:被告人邓丰成、程先荣假冒注册商标的非法经营数额合计269921.35元,包括网络销售部分金额256227.45元和网络外常规交易部分金额13693.90元。有关网络销售部分。在案证据主要涉及两被告人供述、支付宝销售记录及现场查获的网络销售手写记账本,其中,支付宝销售记录核算的销售金额为521314.60元,网络销售手写记账本核算的销售金额为256227.45元。有关网络销售部分的金额,因公安机关现场查获的两被告人网络销售记账本系被告人亲自手写,其上记载的买家姓名、购买时间、购买食品类型、交易金额等信息清楚、明确,且可与支付宝销售记录相互印证,应作为认定网络犯罪数额的依据。对于支付宝销售记录,综合考虑两被告人供述及电子商务交易现状等因素,原审认为,两被告人所称的正品交易、虚假交易等情形无法排除合理怀疑,故该证据显示的金额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本案犯罪数额的依据。有关网络外常规交易部分。在案证据主要有公安机关现场查获的销售给被告人裴松杨的送货单,该送货单显示此类交易包括四个类型,即有“周黑鸭”商标的盒装产品和抽真空袋装产品以及无“周黑鸭”商标的抽真空袋装产品和散装卤制产品。两被告人所涉犯罪应限于前两个交易类型,即有“周黑鸭”商标的盒装产品和抽真空袋装产品。对于后两个类型,即无“周黑鸭”商标的抽真空袋装产品和散装卤制产品的销售金额,因未假冒“周黑鸭”商标,对应交易金额不应计入犯罪数额。经核对送货单,应计入犯罪数额的前两个交易行为中,仅“周黑鸭”商标的盒装产品有明确标注可以单独核算,总计13693.90元,对于有“周黑鸭”商标的抽真空袋装产品涉及的销售金额及数量,因记录方式原因,无法与不应计入犯罪数额的无“周黑鸭”商标的抽真空袋装产品和散装卤制产品交易区分,故无法认定此类型交易的犯罪数额。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与被告人裴松杨及其辩护人辩解,原审同样结合在案证据,综合考虑刑事案件证明标准认定:被告人裴松杨网络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销售金额合计138378.94元,包括经公安机关走访调查后确认的假冒“周黑鸭”食品交易124685.04元和自被告人邓丰成处购进的有“周黑鸭”商标的盒装产品13693.90元。本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裴松杨的1387231.58元销售金额中的124685.04元交易,经公安机关走访调查后确认交易标的均为有“周黑鸭”商标的抽真空袋装产品,属于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行为,应计入被告人裴松杨的犯罪数额中;另外的13693.90元的交易标的,均系购自被告人邓丰成处的有“周黑鸭”商标的盒装产品,且与前述公安机关走访调查的交易标的互不重合,故亦应计入被告人裴松杨的犯罪数额中。对于被告人裴松杨网络交易的其他部分,因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均系假冒“周黑鸭”产品,且被告人裴松杨的辩护人提供了部分虚假交易的证据,被告人裴松杨的雇员亦曾证实存在正品交易的情况,在无法区分交易标的合法与否情况下,原审对该部分的金额不作为犯罪数额认定。

裁判结果

关于上诉人邓丰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涉案金额中存在销售正品、刷信誉的虚假交易、未假冒注册商标等情形。结合本院认证意见,根据涉案支付宝交易记录与手写记账台账的一一核对,手写台账中存在“刷单”、“空包”记录,但并未计入最终核算的非法经营数额,以上诉人邓丰成、原审被告人程先荣手写记账台账中经核对认定的金额作为非法经营数额并无不当,且上诉人邓丰成注册的两家淘宝网店铺均以“周黑鸭”商标作为宣传,其具体的产品描述、图片展示、链接内容均带有“周黑鸭”字样。故对上诉人邓丰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项上诉理由不予支持。

关于上诉人邓丰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网络销售的邮费不应计算在非法经营额之内的上诉意见。因本案涉嫌犯罪的网络销售行为以快递方式进行,快递寄件行为属于假冒注册商标犯罪行为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从非法经营数额的认定上来看,快递费用与购买原材料、购买包材费用等均不应从非法经营数额中扣除。故对上诉人邓丰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该项上诉理由也不予支持。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1、本案事实虽非复杂,但犯罪行为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使用了互联网网店实施犯罪。这一犯罪情节涉及知识产权犯罪案件中诸多实体法和程序法适用问题。本案中,被告人邓丰成、程先荣采用互联网网上平台进行销售,犯罪工具网络化程度较高,犯罪证据隐蔽性较强,犯罪技术性特征十分明显,以致在犯罪构成、犯罪数额方面认定难度较大。二审法官通过审查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证据,解读出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利用其实体店加工、网店交易、网下交割这一方式实施犯罪,非法获利,由此判定被告人通过多个淘宝网店账户向公众公开销售自制的假冒周黑鸭商标商品的犯罪事实。互联网交易模式本属知识产权民事侵权案件中认定民事法律关系构成的范畴,在刑事侦审过程中,需要侦审人员更多了解互联网的技术结构及功能运作的技术问题。如不理解互联网交易模式的,在办理刑事追诉案件中可能会走一些弯路。从这一点上看,本案或许可以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帮助。2、在办理利用互联网实施犯罪行为的案件过程中,网络证据的固定、提取、采信技术性强是本案证据认定中的又一特点。网店依托网络电商平台进行店铺展示、促销宣传,通过网络完成网络交易和网络收付。网络交易可以区分为线上交易和线下交割两个环节。线上完成下单和支付宝预支付,线下完成快递交割和确认收货、确认支付行为。这样,网店交易和网店绑定支付应该能够一一对应,确定最终交易数额。网络刷单就是利用网络线上交易、线下交割的时间差和支付宝支付预支付程序时间差,人为地将网络交易的两个连续环节进行差时分割,并停止已经预授权的预付款的行为。从本质上讲,网络刷单是一个不诚信的非真实的交易行为。因此,在办案过程中,可以将公安机关获取的网商平台涉诉交易订单和支付记录等数据作为确定网店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商品行为的销售数额的依据,但必须合理地排除非真实交易记录。如果侦讯机关没有查获手写账本或者行为人本身就无手写账单的,是不是当然不能依据网络数据来认定案件的犯罪数额呢?这一问题绝非一概而论。由此,本案在认定犯罪数额过程中用手写账单来否定网络数据证据似乎并不可取。这也是这类案件审理思路值得总结的地方。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许继学(承办人)彭露露   刘畅

专家点评】

网商平台当前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商品销售渠道,同时也成为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行为的“重灾区”。能过网络进行的商标侵权行为具有隐蔽性和分散性,存在规模大、取证难等问题。商标不仅是产品和服务的识别标识和商誉的载体,同时也是企业的重要资产。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行为,引发了消费者的混淆,同时会对相关企业的利益造成损害。

刑法是对于违法行为最严厉的处罚手段,也是保护合法利益最终强大的工具。现行的《刑法》通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的规定,对极其严重的商标侵权行为进行惩处。从而达到保护权利人权利、维护市场秩序的目的。

在利用刑罚手段规制商标侵权犯罪的过程中,同时应防止刑罚的滥用,导致不合理地束缚市场主体经营活动,影响市场活力。比如本案中,在认定犯罪数额时,对于无法认定是否为虚假交易的行为,应用“疑罪从无”的原则,在无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不做为犯罪数额进行认定,就体现了这一理念。

在利用刑法惩罚假冒注册商标行为时,应同时兼顾被侵权企业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从而在保护主体权益的同时,保障交易安全,营造规范且有活力的市场经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家仪教授)

 

典型案例五

 

原告回天公司与被告许某、第三人章某等

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

 

案号:2014)鄂襄阳中民三初字第00093   

案由:与公司有关的纠纷

裁判要点】

公司在实施股权激励机制时,可以与员工作出“离职退股”约定,在公司与员工约定的条件成就时,员工需按照约定转让所持股权。

基本案情】

2007年,原告湖北回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回天公司)决定对公司内部经营管理团队骨干人员进行定向增资扩股,包括许某在内的骨干人员与公司签订协议承诺,非年龄、身体原因提前离职或辞职离开公司,其同意将所持有公司的全部股份按提出辞职时公司每股净资产价格转让给在职执行董事。201018日,原告公司股票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后许某等人非因年龄、身体原因提前离职,但未按约定将所持股票转让给公司在职执行董事,而在二级市场进行抛售,引起诉讼。

回天公司因此诉至法院称,原、被告于200798日签订了《协议书》约定:被告因(非年龄、身体原因)提前离职或辞职离开公司,被告同意将所持有原告公司的全部股份按提出辞职时原告公司每股净资产价格转让给原告公司在职执行董事。被告于201035日从原告公司辞职,拒不履行股份转让义务且擅自抛售了部分股票,严重违反了《协议书》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应依法履行合同义务。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将其持有原告公司的全部股票(股票代码:300041)按201035日的每股净资产价格转让给原告公司在职董事章某等。

裁判结果】

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是原告依据与股东之间签订的股权锁定及转让协议而提起的诉讼,属于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原、被告于200798日签订的《协议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且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禁止性规定,应认定有效。章某等系原告公司在职董事,有权依据协议约定主张权利。被告非协议约定排除原因辞职离开公司,原告回天公司、第三人章某等依据协议约定,请求将被告所持有的原告公司股票按被告辞职时每股净资产价格转让给第三人,符合协议约定,遂判决:被告许某将所持有的原告回天公司1900094股股票(股票代码:300041)以每股12.25元的价格转让给第三人章某等,第三人同时向被告许某支付对价。应缴税款和股票交易、变更手续按相关部门规定缴纳、办理。许某对该判决不服,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审理后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同时起诉的其他四件案件,两件在一审审理期间调解,一件在一审判决后主动履行了义务,一件在二审期间调解。

典型意义】

该案是我国证券市场上首例公司与股东之间因履行股权锁定协议而产生的纠纷。我国公司法对股东权益的保护与对公司权益的保护同重并存,对股东权益的保护不能限制、阻碍公司的发展。上市公司股东,特别是身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大量减持公司股票,会对二级市场造成一定程度的恐慌,继而影响公司持续稳定的发展。因此,对股票减持问题,我国公司法以及上市公司章程均有限制性规定,一些上市公司更在对公司核心管理人员实施股权激励机制时即对股票转让问题进行限制性约定,这既是公司发展的需要,也是对股民负责的表现。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魏俊(承办人)、杨斌福、任侨

专家点评】

我国公司法对股东权益的保护与对公司权益的保护同重并存,对股东权益的保护不能限制、阻碍公司的发展。该案正是涉及股东权益与公司权益关系的新型案件。关于案件性质,一审法院将该案定性为原告依据与股东之间的股权锁定及转让协议而提起的诉讼,是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定性准确。关于案件事实,一审法院对当事人的质证意见逐一分析,对证据采信,说理透彻。关于200798日协议,一审法院从五个方面论证该协议有效,论证充分。关于该协议第二条和第三条的关系及适用范围、该协议对被告是否适用、诉讼时效、第三人主体资格、第三人主张的损失等问题的分析,有理有据,清晰明了。该案定性准确,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处结论恰当。该案是我国证券市场上首例公司与股东之间因履行股权锁定协议而产生的纠纷,对今后类似案件的审判具有借鉴意义,对公司法的理论研究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武汉大学张善斌教授)

 

 

 

 

 

 

 

 

 

 

 

 

 

 

 

 

 

 

典型案例六

吴某与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案

案号:(2016)0902民初2281

案由: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

【裁判要点】

对于购房人以开发商违反“商品房未经竣工验收合格不得交付使用”的禁止性规范主张开发商未履行房屋交付的问题,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有不同的观点,导致裁判标准和尺度不统一,本则案例通过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层面进行分析后认为,开发商在未取得商品房竣工验收合格证的情况下,将商品房交付购房人使用后,购房人不得以开发商违反“商品房未经竣工验收合格不得交付使用”的禁止性规范而认定开发商未履行房屋交付义务。由于该案件系集团诉讼案件的代表,其裁判规则的认定,对于依法保护和促进非公有制的经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对于规范和处理类似案件,统一裁判尺度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基本案情】

2014120,原告吴某与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份,购买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楚霖·鼎观世界12511号房屋一套,房屋建筑面积为89.69平方米,单价为4520.16元,总金额为405413元。该合同第八条约定,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应于2015630日前向原告吴某交房。合同第九条约定,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逾期交房不超过30日,自201571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按日向原告吴某支付已付房款万分之一的违约金,合同继续履行;逾期超过30日后,原告吴某有权解除合同,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应当自原告吴某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30日内退还全部已付款,并按已付款的5%向原告吴某支付违约金。原告吴某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合同继续履行,自201571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按日向原告吴某支付已付房价款万分之二支付违约金(不作累加)。合同签订后,原告吴某依约向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支付了房款,2015630日,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未能按合同约定的交房日期按时交房,亦未取得《孝感市商品房项目竣工验收备案证》。之后,经原、被告协商,原告吴某于2015118日到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收房,并签订了一份《收楼确认书》,载明:“本人已与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一起到物业进行了验收,除列于建议或意见栏内需要改善的项目外,本人对其他设备/设施感到满意,符合购房合同的条件和需求,现予以确认。同时收到以下各类文表及钥匙,对其内容表示认可,并愿意遵守鼎观世界物业服务处有关规定,共同营造优美、文明安宁的居住环境”,并附有文本类、钥匙类、建议或意见以及注意等事项,原告吴某在业主签名处签字确认。同时,原告吴某向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出具了一份《说明》,载明:“由于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未在合同签订交房日期前(2015630日)将房屋交付使用,现根据《房屋买卖合同》中第九条相关规定做出赔偿,在收到此笔赔偿款后不再对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进行追究,赔偿金额为10297.49元”,原告吴某在领款处签字确认。之后,原告吴某认为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逾期交房和办理房产证等违约情况仍然存在,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违反了双方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严重损害了原告吴某的利益。原告吴某因此诉至法院,请求依法判决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向原告吴某支付延期交房违约金16784元,暂计算至2016531日,实际要求计算至交付符合房屋条件之日(或判决书确定的给付之日)止,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裁判结果】

湖北省孝感市孝南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认定,原告吴某在向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出具《收楼确认书》后,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已履行了交付房屋的义务;原告吴某向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出具《说明》后,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已履行逾期交房违约的义务。故原告吴某在收房并领取违约赔偿金后,继续要求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承担逾期交房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依法不予支持。故此判决:驳回原告吴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生效后,原、被告均表示服从判决。

【典型意义】

本案裁判文书格式规范,要素齐全、文字精练、印制精良;二是本案认定事实清楚,归纳争议焦点准确,引用法条说明透彻,认证充分,叙述详略得当,裁判文书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本案裁判主要观点:开发商在未取得商品房竣工验收合格证的情况下,将商品房交付给购房人使用后,购房人不得以开发商违反“商品房未经竣工验收合格不得交付使用”的禁止性规范为由主张开发商未履行房屋交付义务。该判决对规范和处理类似案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其裁判典型意义如下:

1.从法理层面充分论证了法律禁止性规范的适用

禁止性规范可分为管理性禁止规范和效力性禁止规范,违反了效力性禁止规范的法律行为应当为无效,但违反了管理性规范的法律行为并不必然导致法律行为无效。管理性禁止规范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管理需要而设立的,是为了限制行为主体资格,并不指向法律行为本身,违反管理性禁止规范,所受到的应当是刑事和行政处罚责任,并不导致民事法律行为的变更。本案中,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违反有关管理性禁止规范的行为,应当受到行政机关的处罚,并不指向民事法律行为本身。因此,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未取得商品房竣工验收合格证的行为,并不必然导致其与原告吴某签订的商品房销售合同无效。

2.从法律实践层面论述了禁止性规范规范的适用

该类关于“商品房未经竣工验收合格不得交付使用”的禁止性规范应为管理性的禁止性规范,不属于效力性的禁止性规范。因此,原告吴某以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未取得商品竣工验收合格证为由主张其未履行房屋交付的诉讼请求,应当不予以支持。由于原告吴某在《收楼确认书》签字并接收房屋后,当事人对此无另行约定的情形下,应当视为对该房屋的交付使用。因此,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已向原告吴某履行了交付房屋的义务,原告吴某不能以此为由要求被告湖北某置业有限公司承担违约责任,法院依法驳回原告吴某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

综上,本裁判从法理及实践层面充分论证了禁止性规范,对于明确禁止性规范在裁判过程中的法律适用具有非常重要作用;对于规范和处理类似案件,最终统一裁判尺度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刘光辉(承办人)、张亚斌、肖应平(人民陪审员)

【专家点评】

本案涉及的是在商品房交付过程中的一种常见情形,即开发商将尚未取得《竣工验收合格证》的房屋交付给买受人。

民法以意思自治为原则,保护交易安全。开发商与房屋买受者之间的关系,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开发商未经验收即交付的行为,导致行政而非民事责任。买受方具有完事民事行为能力,其签订《收房确认书》的行为基于真实的意思表示,在没有证据证明其签订时存在胁迫、重大误解等导致民事行为无效的情形的情况下,应当认为此法律行为有效。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本案中的情形,认定“交付行为有效”,所导致的,仅仅是确认开发商履行了交付义务,因而不需要继续支付此日期之后的逾期交付违约金,但合同规定的其它条款仍能起到制约开发商行为的作用,如关于房屋质量的要求等。若在交付后,房屋在之后的竣工验收中被认定为质量不合格,则买受方仍可根据相关的条款主张(除逾期交付之外的)合同违约诉求,如果房屋质量问题导致买受方损失,开发商仍应依法依约赔偿。

因此,此判决不仅在法理、法律和案件事实方面的分析和推理严谨规范,同时也兼顾了开发商和买房者双方的利益,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对类似案件具有指导意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家仪教授)

 

 

 

 

 

 

 

 

 

 

典型案例七

黄石市某某典当有限公司诉黄石市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典当纠纷案

案号:2015)鄂黄石港民二初字第00111

案由:典当纠纷案

【裁判要点】

典当当金利率,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银行机构6个月期法定贷款利率及典当期限折算后执行。典当当金利息不得预扣。典当期限或者续当期限届满后,当户应当在5日内赎当或者续当。逾期不赎当也不续当的,为绝当。绝当后,当户不需要再支付综合费用,但应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至于违约金,应根据合同的约定来处理,并可应当事人的申请进行调整。

【基本案情】

原告黄石市某某典当有限公司诉称:2014718日,被告因短期资金周转需要与原告签订《典当借款合同》,合同约定:借款金额人民币250万元,借款期限贰个月,从2014718日起至2014917日止;借款综合息费月3.2%;被告违约需承担借款金额10%的违约金。2014718日,原告与被告签订(2014)年黄鑫抵字《典当抵押合同》,约定:被告将黄石市黄石港区南岳路141号楼3-29层二十四套房屋即:1号楼二单元B2033034035036037038039031003110312031303140315031603170318031903200321032203230324032903号房屋,面积总计为2222.88平方米作为对本次借款进行抵押担保;担保范围除主债权、利息、综合息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外还包含原告为维权聘请律师的费用。《典当借款合同》、《典当抵押合同》签订后,原告于2014721日出具当票,将人民币250万元的借款支付给被告。《典当借款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支付了2014721日至2014920日的综合息费。《典当借款合同》期满后,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借款本金和综合息费。原告认为,被告的上述行为已构成违约,依法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因此原告诉诸法院,请求判令:1、被告向原告支付借款本金人民币250万元,借款综合息费人民币60万元(从2014921日计算至2015428日,月综合息费3.2%);2、被告向原告支付从2015429日至判决给付之日止的综合息费(以人民币250万元为本金,按月综合息费3.2%计算);3、被告按照借款本金10%的标准向原告支付违约金人民币25万元;4、被告承担原告为聘请律师支付的律师费用人民币16万元;5、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黄石市某某典当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房地产或者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在建工程除外)抵押典当业务等典当业务。2014718日,原、被告双方分别签订了《典当借款合同》、《典当抵押合同》。《典当借款合同》约定:被告向原告借款总额为人民币250万元整,借款期限为2个月,即从2014718日起至2014917日止,实际借款期限及息费的计算以原告开出的当票为准;本合同借款月综合息费率为3.2%;被告逾期(当期满5天后既不赎当也不续当)其抵押物由原告按绝当物处理;当票到期后,如不续当,被告应一次性归还原告全部借款本金,并结清余欠的息费;抵押物坐落在黄石市黄石港区南岳路141号楼3-29层二十四套房屋(在建工程),即1号楼二单元B2033034035036037038039031003110312031303140315031603170318031903200321032203230324032903号共计24套,面积总计为2222.88平方米,作为抵押;如被告违反本合同约定,不能按期支付典当借款本息,被告仅以本公司抵押物承当赔偿原告的全部损失,并支付借款金额10%的违约金。《典当抵押合同》约定:本合同抵押被担保的主债权为主合同项下的贷款,金额为人民币250万元,期限为2个月(即自2014718日至2014917日),实际发放起止日以资金承付之日为准;本合同抵押担保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原告为实现抵押权而支出的全部相关费用(包括委托律师代理维权的代理费用和调查费用);抵押人以房地产设定抵押的产权情况,房地产座落于黄石市黄石港区南岳路141号楼3-29层二十四套房屋(在建工程);住房建筑面积为2222.88平方米;房地产评估总价值为9527264元;经双方协商此项抵押的典当金额为人民币250万元,典当利息、综合费用等综合费率为3.2%。同日,被告向原告出具了借款凭证(借据),该借据载明:“借款金额人民币250万元,借款期限自2014718日起至2014917日止,综合息费3.2%”。

2014721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当票,该当票载明:当物名称为房产,数量24,典当金额人民币250万元;综合费用人民币8万元,月费率2.7%,月利率0.5%;实付金额为人民币242万元;典当期限自2014721日起至2014820日止。同日,原告以转账支票的方式向被告支付了当金人民币242万元。2014728日,原、被告双方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了在建工程抵押登记手续。当票到期后,原、被告双方办理了续当手续。续当凭证载明:原典当金额为人民币250万元;续当综合费用为人民币67500元;当户应付上期利息为人民币12500元;当户总计交付金额人民币8万元;续当期限从2014821日起至2014920日止;月费率为2.7%;月利率为0.5%。被告已向原告支付了典当期间的综合息费,但当金至今未还。

另查明,2015511日,原告与湖北易圣律师事务所签订了一份《法律服务委托合同》,约定:原告委托该所代理本案一审诉讼、执行事宜,原告应向该所支付律师服务费人民币16万元。20151020日,该所向原告开具了金额共计人民币16万元的律师服务费发票。

【裁判结果】

湖北省黄石市黄石港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616日作出(2015)鄂黄石港民二初字第00111号民事判决:一、被告黄石市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黄石市某某典当有限公司当金人民币2487500元。二、被告黄石市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黄石市某某典当有限公司支付综合息费人民币24967元。三、被告黄石市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黄石市某某典当有限公司支付逾期偿还当金的违约金(违约金计算方式为:以人民币2487500元为基数,从2014926日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计算)。四、被告黄石市某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向原告黄石市某某典当有限公司支付律师代理费人民币8万元。五、驳回原告黄石市某某典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典型意义】

典当作为我国传统民间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具有手续简单、放款速度较快的特点。我国目前尚没有制定出典当业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只有商务部和公安部于2005年制定的《典当管理办法》在发挥类似法律的作用。这给人民法院审理该类案件带来了一定的困惑。本案所涉的综合息费能否预扣、综合息费及违约金如何收取的问题,是审理该类案件中凸现的代表性问题。审理法院积极探索裁判方法,妥善处理了该起典当纠纷案件,规范了市场金融秩序,产生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 田田(承办人)、熊丰、姜孝世

【专家点评】

本案是一起因典当引起的民事纠纷。典当作为我国传统民间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具有手续简单、放款速度较快的特点。目前我国尚没有制定出典当行业的法律或行政法规,这给人民法院审理该类案件带来了一定的困惑。本案审理法院积极探索裁判方法,妥善处理该起纠纷,为规范市场秩序,产生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从文书制作来看,该判决不失为一篇较优秀的法律文书。第一,该文书格式规范,事项齐全,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裁判文书制作规范》的要求。第二,诉辩双方主张明确。该部分重点叙述了当事人各方的事实主张和观点,充分体现了诉辩特点。第三,证据列举清晰、证明指向明确。从原告方证据看,共七份证据材料。对每一证据都指明了证据名称和证据证明的案件内容或证明指向。第四,事实部分围绕典当合同签订及引起纠纷的过程进行了详细叙述,思路清晰;第五,理由部分围绕几个焦点问题即本案争议的性质、数额、支付等问题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分析,说理论证针对性强,重点突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卓朝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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